近年中国大陆文学史学鸟瞰
近年中国大陆文学史学鸟瞰
蒋寅
“重写文学史”口号的提出
如果说文学史是人类心灵活动的语言表达的历史,那么文学史研究就是人们对自己文学史的认识和反思。这种认识和反思随着时代的推移,因人类认识手段和认识方法的改变而改变,于是就产生不同时代的重写文学史的欲求。日本在五十年代出现以“追寻日本民族的悲观哀乐的表现”(中野重治《日本文学的诸问题》)和恢复民族的创造性(竹内好《国民文学论》)为目标的重写文学史的要求[1],台湾学术界也在八十年代中期发出了重写文学史的呼声,据说是受大陆的影响。而中国大陆对文学写作的反思是在八十年代初期,八十年代后期在新方法讨论的学术背景下明确提出“重写文学史”的口号,其明确标志是1988年《上海文论》杂志开辟的“重写文学史”专栏。这一口号的提出,无疑与八十年代中国大陆人文、社会科学的思想解放、学术转型和知识增长密切相关。思想解放直接引发文学观念的变革,并带来文学理论的重构。而学术转型则导致了文学史研究中的三个新趋向:(1)学术观念由逻辑回归历史;(2)学术视野由文学扩展到文化;(3)学术史思潮蓬勃兴起。学术观念的变化带来对文学史知识和文学史框架的新认识,学术视野的扩展带来对文学史内容的新阐释和新估价,学术史的回顾带来对文学史写作的历史反思和学术规范的重构。八十年代文学研究领域急速的知识积累和更新,迫切要求文学理论加以概括和提炼,同时也要求文学史加以整理、综合和容纳,于是在八十年代后期,重写文学概论和文学史的热潮达到顶峰,据我粗略统计:1988年出版文学概论十七种,文学史三十五种;1989年出版文学概论十四种,文学史三十八种。进入九十年代后,文学史的写作和出版达到高潮,1990年出版文学史三十一种,1991年三十七种,1992年三十五种。最近出版的章培恒、骆玉明主编《中国文学史》也是这股热潮的成果之一,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编的十四卷本文学史将是其光荣的尾声。从第一部《中国文学史》诞生至今已逾百年,文学史写作的历史及其成果本身已成了需要研究的问题,于是以研究文学史的写作为目标的文学史学应运而生,从九十年代以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。近十年过去,“文学史学”已进入实际的建设阶段,相当一部分学者投入其中,付出了巨大的热情和努力。作为一个关心“文学史学”并参与建设的学者,回顾这门学科十年来走过的历程,欣慰之余,也有一些想法。
走向文学史学的步履
回溯文学史学的发生,自可以文学史著作产生之日为其原点。但从学科的自觉意识来说,其象征性的起点似乎是1983年7月至10月《光明日报》开展的文学史编写讨论。这次讨论,占主导地位的问题是关于文学史的目的、宗旨,主要意见还是我们熟悉的内容,认为“中国文学史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文学使学科,它是研究中国文学的特殊的发展规律和特殊的发展途径的科学”(张碧波《文学史研究端断想》,8月2日),“通过对作家及作品的描述,显示一定民族、一定时代的文学的规律”(禹克坤《文学史与文学规律》),“它的最高任务是探索、发现和总结文学的发展规律”(宁宗一《文学史要探索文学史的发展规律》,7月19日)。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林岗的意见,他将文学史分成两种类型,一种是叙述性的,“将文学发展历程当作实体性的知识来思考历史”;一种是解释性的,“对文学发展历程进行‘理性重组’,对其演变进行理论上的解释和说明,历史的叙述在这里已包含了第二级的评说”(《谈两种不同的文学史》,9月27日)。这种分别其实只能在理论上成立,实际操作中一定倒向后者。但在当时,林岗的这种分别却的确代表着学术界对文学史性质的对立看法,也就是困扰着学术界的文学史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问题。
若干年后,人们终于在这个问题上拉开了文学史理论研究的序幕。在《光明日报》的这场讨论中,只有胡小伟提出的文学史应该“成为具有多层次多结构的,能够反映学术界各种成果的综合性著作”(《文学史要有多层次结构》,7月26日),触及文学史朴素的本质,遗憾的是他的意见并没有为人们采纳。所以尽管文学史研究已有长足的进步,尽管文学史著作出版得很多,但摆在人们面前的文学史著作并没有什么令人瞩目的新面貌。